乙武洋匡－五体不满足（二）

中用脑瘫之友

第二章　沉重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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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门羹

　　孩子要上学了，在他离开家踏入学校大门时，父母充满希望，又满怀不安。可是，自己的孩子是个残疾儿，父母心中的不安更大，而希望更小。譬如要上学，到底有没有学校能接收自己的孩子呢？残疾儿的父母首先要遇到这样的问题。
　　对于我来说，当然也有这样的问题。我的父母为我的上学，可谓费尽心机，联系一个能够接收我的学校真像要穿破一个厚厚的墙壁。我要接受义务教育，我要像正常孩子那样上学，为此父母所受的难为，简直想像不到。
　　当时，一般来说，残疾儿就要上养护学校，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养护学校的教育与普通教育不同，那是一种特殊教育，因此，我的父母很不情愿。他们想，我们的儿子难道不能接受普通教育吗？他在幼儿园的时候，是一个“孩子王”，拥有平常孩子的能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接受特殊教育的必要吗？而且，我的父母一直有想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普通教育的愿望。
　　可是这一愿望却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首先，公立学校原则上不接收残疾儿童入学，于是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私立学校。私立学校是可以接受残疾儿童入学的，但联系来联系去，一切努力均化作泡影。期间也有几所学校同意接收，但考试的条件极为苛刻，我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要求。难道说我要接受普通教育的愿望是异想天开吗？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有一天我家收到一张明信片，是《入学体检通知书》，父母大喜过望，以为老天相助。“入学体检”，就是对来年春天入学的小学生的健康状况进行检查。这种通知竟然也来到了我们家。
　　我的父母先是一阵惊喜，因为谁也想不到我会轻易地就能进入普通学校就学，何况这张《入学体检通知书》是一所已拒绝过我的公立学校发来的。如果这所学校真的能接收我，那该多么好啊！我的父母满怀希望拨通了这所公立学校的电话。出乎意料的是，那所学校的人竟说不知道我是一个重度残疾儿。父母不会轻易放弃希望，好说歹说，校方也许被说动了，便说先让我到学校去面试一下。于是父母便带我来到学校。到了学校，我才知道这所小学名叫“用贺小学”。
　　入学检查的情形，就像逛动物园。朝气蓬勃的孩子们，在狭窄的过道跑来跑去。有些孩子则对陌生的环境感到惧怕，哭闹声此起彼伏。而我，坐在轮椅上，很有礼貌地在人丛中穿来安去，医生竟对我称赞有加。母亲看到我像模像样的神态，更坚定了我可以在普通学校接受教育的信心。
　　所有的检查全部结束以后，母亲带我来到校长室。母亲的心情可想而知，该是多么的紧张。当时的我，自然没有谨小慎微的自制力，但我却为此时此地的紧张气氛所感染，小心翼翼地尾随在母亲身后。
　　校长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温和可亲。母亲与校长谈话，我听不懂，自然感到无所事事；校长呢，则时不时地向我微微一笑。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看到校长把眼眯成一条缝，亲切地向我询问道：
　　“你有没有不喜欢吃的食物？”
　　“有的。”我直率地回答：“我最不喜欢吃面包。”
　　我一点儿也没有说谎，我真的不喜欢吃面包。我在回答校长问话的时候，因心情紧张，声音很小。
　　“是吗？你不喜欢吃面包？这可麻烦啊。我们学校的学生几乎都能吃面包啊。”
　　我什么也不懂，但我觉得母亲那原本僵硬的脸慢慢地变得轻松起来，而且充满一种欢乐的神情。这实际是传达出一种信号，是“OK”的信号。
　　回到家，母亲迫不及待地向父亲报告。
　　“哎，我说，这孩子可以上普通学校了。”

　　从天国到地狱

　　我们的喜悦，并没有能持续多长的时间。当时，校长确实是同意了。他说我们家如果是住在用贺小学学区里的话，可能没问题。但过了不久，我们得到的消息却是“等一等”。这是学校教育委员会的决定。他们的理由是让重度残疾儿童接受普通教育，至今未有先例。
　　我走向接受普通教育的道路刚迈出几步，又不得不回到起点。我的父母一脸愁绪，一脸呆滞。校长已经谈到了入学后能不能吃面包。一般说来，入学的事已十拿九稳，没成想，教育委员会的答复却给了我们当头一棒。可是，父母并没有灰心丧气。这也许正是他们的“伟大”之处。他们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非要把我送进这所学校不可。
　　看来只有与教育委员会重新协商了。教育委员会让我们“等一等”最大的理由，恐怕是不知道我到底能生活自理到何种程度，能否与其他孩子那样学习。这也难怪，我能写字，而且写得并不逊色于正常孩子。可谁能想像得到一个胳膊只有十几厘米长的残疾儿能写出一手好字呢？教育委员会的人也许有些疑惑，有种种顾虑，如果能让他们消除疑惑和顾虑，他们也许就会同意我入学了。我的父母当时确实是这样想的。
　　父母前去找教育委员会的人进一步交涉。委员会的人果真是对我的能力表示怀疑。母亲便把我带来，口气中带着一种骄傲：“真的，这孩子什么也会做。”
　　我明白现在到了决定我命运的时候了。我心中有了一种冲动，一种炫耀的冲动。我侧头把铅笔夹在脸和残臂之间，一笔一划地写字；我把盘子中的刀叉交叉起来，利用杠杆的原理，靠残臂的平衡用力，从盘子中吃饭；我把剪刀的一边衔在口中，用残臂捧住另一边，轻轻摇动着头部剪纸；我坐在地上身体呈L 型，用臀部和残腿的交互动作，自己来一步挪动……
　　我每做一个动作，就会听到声声惊叹。我知道我完全把教育委员会的人征服了。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似乎忘记了一切、用一句俗语来说的话，就是这些人好像被狐狸精迷住了。他们的面前是一个无手无足的孩子，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出色地做了一件又一件事……
　　就这样，凭着父母的一股充满无限爱意的韧劲再加上我自己的努力，我终于得到了用贺小学的入学许可。尽管这样，还是有条件的。普通的小学生早晨高高兴兴地从家里出来到学校后上课学习，与小朋友玩耍到傍晚放学回家，平时他们就是这样度过一天的。可是我却不同，早晨从家里出来后面必须有大人保护；不管上课还是课间休息，总得有大人看护；放学后还得陪我回家。我的一天内，必须随时由人保护，这就是允许我入学的条件。我的保护者，理所当然是我的父母，这要给他们造成多么大的负担啊！可是他们不仅没有一点儿顾虑，而且从心底里感到高兴。只要我能够接受普通教育，再苛刻的条件他们也能接受。
　　校长和许许多多满怀善意的人，帮助我打开了走进普通小学的大门。我要知恩图报。我知道，我报答这些好心人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热爱我的学校生活”。



第三章　高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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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帮忙

　　看了入学典礼上的同学合影，我的心头就情不自禁地掠过一丝苦笑。站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女孩子，她使劲地向后仰着身子，脸上的肌肉很不自然地痉挛着。我非常明白她为什么会有这种神态。而我呢，则是满面笑容。这张照片说明了一切。对于学校生活能习惯吗？我知道我会让父母担忧，但我努力装出一副用不着别人担忧的笑容。但果真能这样吗？我明自由于我的存在周围的人无不感到慌乱和麻烦。
　　其中也有我的老师，尤其感到苦恼的是高木老师。高木老师是我一年级到四年级的班主任。学校老师给高木老师起了一个绰号，叫“爷爷老师”，意思是说他是一位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年长的老师。听说，学校委员会决定接收我入学后，高木老师第一个报名要让我到他的班上来。高本老师尽管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却从未教过像我这样的无手无足的学生。他与我无论做什么，对于他来说都是“第一次”。我觉得，我让高木老师感到苦恼的首先是班里的同学见到我的反应。
　　“他为什么没有手？”
　　“他为什么乘坐轮椅？”
　　有的同学还小心翼翼地过来触摸我的残臂。高木老师不知如何回答学生的疑问，我发现他的脸上竟冒出丝丝汗水。这类问题难住了高木老师，对于我来说却早就习以为常。我知道，这类问题的答案是我与班里的同学成为朋友的桥梁。“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生过一场病……”我总是这样向同学们反复说明。
　　就这样，我化解了同学们对于我的迷惑。过了一段时期，班里再也没有人问我为什么没有手和脚了，高木老师也感到松了一口气，但谁也没想到由这件事又引出了另外的问题。
　　高木老师是一位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的老师，自己的班里有了我这样一位残疾学生，该怎么办？他认为如果别的同学时时处处帮助我，对我并没有好处。他从一开始就这样认为。但他又不明确地对我和同学们讲，而是把这种意识压抑在心底，因为同学们的所作所为……对一位同学的帮助……本质上是一种美好的行为。高木老师不能干涉同学们帮助我，但他又实在担心随着同学们对于我的恐惧感渐渐消失，前来帮助我的同学会越来越多。特别是一些女同学，她们与生俱来的喜欢体贴照料他人的天性，会让我失去自理能力，完全依赖于他人。
　　高木老师非常苦恼。他想：大家都来帮助乙武，在理解乙武的同时班内会形成一种团结互助的好风气，这是让人高兴的事。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也没有理由阻止同学们帮助乙武，如果强行阻止，说不定还会引起同学们的抗议。可是，如果同学们对乙武的任何事情都给予帮助的话，乙武会不会滋生一种不良的性格——“我等着不干，过一会儿就会有人来帮助我”的惰性呢？
　　高木老师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最后向全班同学摊牌：“对于乙武来说，他自己能干的事尽量让他自己干；他自己干不了的事，我们再去帮助他。”同学们听了高木老师的话，心里老大不高兴，小嘴噘得老高。这是小学一年级学生啊！但老师的话必须得听。“是……”同学们齐声回答。自此以后，主动前来帮助我的同学一个也没有了。
　　几天以后，让高木老师苦恼的事又发生了。班上的同学每人有一个橱柜，都放在教室的后面。橱柜里有“算术箱”，存放尺子和小弹子什么的；还有“工具箱”，存放糊糊、剪刀什么的。在上课时如果需要什么，随时可从橱柜中取。这样的事，我应该自己做。我的动作非常慢，老师说让取什么，同学们便一齐快捷地去取，我不能与同学们一起动作，要等到同学们回来以后才能动身。我必须用屁股和残肢一步一挪，在一条条腿之间挪动身体，如果与同学们一起簇拥着走，那是相当危险的事，我以为是一种近乎自杀的行为。我起身晚，而且到了橱柜前，打开箱子盖，从里边取工具，更是颇费周折，之后还要再盖上箱子盖。这一系列动作，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说得夸张一点儿，真比登天还难。
　　那一天，可以说我与工具箱进行的是一场殊死搏斗。要在以前，说不定哪位同学就会来帮我，可那一天没有人问我需要不需要帮助了。因为前一天高木老师刚对大家说了我能干的事尽量让我自己干。同学们看到我取工具的样子，尽管不忍心，但谁也不主动上前来帮忙。
　　课接着上，我仍然没能取出工具。我尽量探出身子，却怎么也取不出来，渐渐地鼻子发酸，我终于哭了起来。这是我上学以来的第一次流泪。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羞愧，更有一种可怕的孤独感强烈地撞击着我的心。
　　高木老师听到我的哭声，大吃一惊，急忙跑过来安慰我：
　　“怎么了？你自己不是已经打开箱子盖了吗？再加一把劲儿！”
　　我听了老师的话，心情安定了许多，同时又感到似乎受了莫大委屈，不由得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高木老师终于明白我不能与别的同学一样快速而方便地取出工具。他在想。乙武这孩子接受了老师的吩咐，尽管知道自己要完成老师的吩咐是极为困难的，却没有任何不情愿。但他与别的孩子终究是不一样的，正常孩子能做的事，有些他是做不来的。而且，即使他能与别的孩子做同样的事，但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别的孩子也不可能一直等着他。在这种时候，如果换一种方式给予他一定的帮助，对他是会有好处的。
　　于是，高木老师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又专门为我设置了一个橱柜，加上原来的橱柜，工具箱和算术箱中的东西可以分别放到两个橱柜中了。这样一来，我就用不着一个一个地开箱盖了，可以直接从橱柜中取东西，既方便又快捷。
　　高木老师就是这样想了一招又一招，一直在为我能有正常学生那样的学校生活而操心挂念。

　　摔下“王座”

　　刚入学的时候，我每天来到校园里，立刻就有小朋友围拢过来，好奇中带着友善，我感觉我是一个深受同学关注的人。因为我是一个没有手足的人，是他们迄今从未见过的残疾儿，而且还乘坐在轮椅上。不管怎么说，在校园里有人乘坐轮椅还真是一件稀罕事。特别是我乘坐的轮椅是一种新型的电动轮椅，我的手臂很短，操作轮椅的动作别人几乎注意不到。在小朋友们的眼中，这个轮椅好像是在自动地前进，转弯。于是他们便惊异、好奇，我也就成了“新闻人物”。
　　别的班和其他年级的孩子与我接触的机会不多，只在课间休息时间才能在一起。他们一旦发觉我来到了校园内，马上就跑过来，就像蚂蚁群发现了甜食。有的还一个劲儿地问：“你的手怎么了？”有的竟想乘坐到我的轮椅上玩玩。接着我同班的同学过来了，于是便出现一个美妙的场景：我同班的同学显出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自以为他们知道的有关我的事情比别的班或其他年级的同学多，煞有介事地讲解说：“乙武啊，在他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我在学校里成了备受注目的人物。我的身影一出现，马上就聚来一圈又一圈的同学；我离开，同学们也必随我移动，呼呼啦啦，拥挤不堪。对于这种现象，我心中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快乐。我总是受到重视，处于人群的中心位置，作为一个孩子，心情怎么能不愉快呢？还有，我还把跟随在我身边的同学看成我的仆人一样，而我则自诩为“大王”，又欢又闹。
　　但终于有一天我感到了一种危机，是一种行将从“大王宝座”上掉下来的危机。高木老师在那一天突然对我说：“从今天开始，没有老师的同意，你不能在学校里坐轮椅。”高木老师禁止我在学校里使用轮椅，是出于以下考虑：
　　首先，因为乘坐轮椅，我心中滋生出一种优越感。我坐在轮椅上，一些好事的同学则跟随在我的左右，相对于他们来说，我自然容易产生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高木老师对我说：“大家都跟在你的身后跑，其实不是羡慕你这个人，而是对电动轮椅感兴趣，你却洋洋自得，这怎么能行？”再说，“残疾儿”不能被特别看待。高木老师认为，我应该有普通孩子一样的心态，而从乘坐轮椅无端生出的优越感，纯粹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感觉。
　　另外，从体力上考虑，我也不能再乘坐轮椅了。小学生时代是成长发育期，虽然没有手和脚，但我也自有我的成长发育特征。如果在这一时期一直乘坐轮椅，身体活动的机会就会减少。为了我的将来打算，高木老师认为我应该从小就注重身体的锻炼。
　　从这些方面考虑，在学校乘坐轮椅无论如何不是什么好事，对我的心理、生理的成长也不会有什么好作用。
　　高木老师的话。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无疑于一种严厉的指令。不管怎么说，轮椅是我的代步工具。如果没有轮椅，我只能用两条残腿撑在地上，靠着屁股的挪动而行。如果那样，校园在我的眼中将变得无边无际，而且我的体力也有限，真是一种万分痛苦的事。
　　当然，对于高木老师强行阻止我在校园里乘坐轮椅，也有人表示反对。我不再乘坐轮椅，而是靠残腿和屁股在校园里行动后没几天，以女老师为中心，许多老师纷纷慨叹我可怜，但高木老师不为所动。寒冬或是盛夏，我在校园中的行动更引起老师们阵阵嘘嘘。屁股蹲在地上，两条残腿撑着地艰难挪动，我感觉我比任何人都更能痛切地感受到大地的冷热。
　　还有，每日例行的“早操”对我来说也成问题。“早操”结束后，同学们合著音乐的节拍回教室。男生行列本来我是排头，因为我走得慢，我们班总是落在后面。老师没办法，就指示后面的同学超过我。我的眼前，一条条轻快的腿交替晃过，不一会儿工夫，偌大的校园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这种情况，让主张允许我可以在校园中使用轮椅的呼声更高了。
　　高木老师一如既往，对这种呼声充耳不闻。他说：“乙武现在看上去是怪可怜的，但有些事他必须自己做。这孩子将来要靠自己生存下去。将来是他自己的，他现在就要为将来做准备。这也是我的任务。”
　　高木老师的果决源于他对我的将来的期望。他的做法，现在看来完全是正确的。后来我入了初中、高中、大学，我所进的学校几乎都没有方便残疾人的设施，我靠了自己在小学时的磨练，一切都能对付。譬如上楼梯，我先把轮椅停在下面，然后从轮椅上下来，靠自己的手、足和屁股，上去，又下来，轻松自如，从不感到遇到了什么难以逾越的障碍。
　　当然，现在我的看似艰难却自如的行动，多亏了当年高木老师的严厉和果决。假如我从小学以来一直乘坐轮椅，那我可就真成了一刻也离不开轮椅的真正的残疾人了。那样一来，日常生活中的我该是一种什么样子，真是不难想像的。与今天的我相比，生活的范围肯定不同，心清上的愉悦程度也肯定不同。
　　高木老师对于我也只是一种意识上的严厉。记得他说过这样的话：“乙武认为我是严厉的老师，我并不介意。是的，我确实是想成为乙武心目中的严师，不过，这种意义上的严师，乙武会说：‘能成为高木老师班里的学生是我的福气。’”
　　“严师如慈父。”我一想起高木老师，就会想起这句话，而且会长时间地品味这句话中包含的深奥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