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生如残月》（三）在清河的日子

中用脑瘫之友

3、在清河的日子

    妈妈来过的第二天，我们就被大轿子车拉到清河去了。清河位于北郊，当时还是一个小镇子，京昌公路从它旁边经过，离德胜门二十里地。汽车出德胜门，过马甸，就完全是一幅乡村景象了。只见一条窄窄的通往昌平的小马路。因为是冬天，马路两旁都是光秃秃的阡陌农田，田野上散落着一座座村庄，一所所低矮的农舍。我们到了清河以后，第一印象就是好像到了一座荒凉的村落，不禁使人大失所望。整个小镇只有一条东西走向和另一条南北走向的狭窄小街，街两旁都是低矮的民房，间或有几家卖百货或副食的店铺，全镇看不见一座带点现代化的建筑。

    送我们的汽车直接驶进了救济院的大院，只见院子里集合了很多人，在敲锣打鼓地迎接我们，场面似乎还很热烈。我在车窗里向外四面打量了一番，发现这里和救济总院完全不一样，不是四合院，都是一排排陈旧的红砖平房。我还惊奇地发现在院子的东侧，还有两间马棚，里边有几匹马在埋头咯吱咯吱地吃草。棚子外停着两辆胶轮大车，我不明白为什么牧济院还养着马，还有胶轱辘大车?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是救济院的运输工具，救济院一干人的给养全靠它拉进来呢。这次是原来的五院都合并列了一起。因为人员大大地增加了，清河救济院将原来的布局重新做了调整，大致分为了东院和西院两部分，中间一条水泥甬路。东院是些老头老太太，也有些残疾人，大都是解放以后收养的社会上生活无着、无家可归的孤寡老人，其中有不少是解放前的黄包车夫和流浪乞讨人员。他们都穿着黑棉裤黑棉袄，好像是统一配发的。西院里基本上是一些孤残智障儿童，很大一部分都是由派出所送进来的从街头捡来的弃婴；也有个别自费寄养的残儿；还有一部分成年残疾人，自费寄养的占多数。在此基础上，西院又分为了幼儿区和成人区两部分。幼儿区由专职的护理员阿姨全天候护理。我们都被划归到了成人区。每间病房都摆了八张床，每间屋子的正中央还摆个大火炉子。在人员搭配上，院里也做了比较合理的安排，每间屋子都搭配了两个十五六岁、身体健全却有智力障碍的少男少女。他们就算是编外的勤杂工了，专门照顾同室的重残人，例如，倒倒便盆、打饭打水、零星的洗洗涮涮、跑跑腿都是她们的事儿。不过．她们高兴时怎么都行，一不高兴了就要撂挑子摔耙子，你就得千方百计地哄着她。我们屋就分来了两个弱智女孩，一个是小高，是属于那种轻度智障，智力没经过开发的女孩子。另一个叫什么我记不起来了。除了她俩，其余都是重残人，而且以前大都不认识。不过这次我没能和灵姐分在一起，但是我们还可以经常见面，她们宿含里有一辆公用的轮椅(只许公费休养员使用)，她可以坐着轮椅到我们病房来串门；而我却没这个资格，因为我是自费的。

    搬到清河后的那段日子真是难熬，陌生的环境让人难以适应，而且伙食也远远比不上社会路总院，经常吃棒子面窝头，大锅熬白菜或是熬萝卜，菜里稀稀拉拉的有几个油星星；再不就是老咸菜和棒子面粥。刚一开始的那几天，我守着饭碗像吃药一般。可是时间一长，你不爱吃又没有别的可吃，肚子老觉得是空的。说起来也很奇怪，肚子饿的时候，你吃起那窝头熬白菜来，竟然也变得香甜了许多，常常也能狼吞虎咽地吃上一大碗，再啃上两个大窝头。而比这更难熬的就是自从搬到清河以后，很长时间也没见过家里人，他们似乎把我忘了，我心里有好多的委屈没处诉说。可又一想，这也怨不得他们，哥哥还年少，妈妈上班又忙，路远，那时从城里到清河就一趟定点公共汽车，错过了钟点再没其他交通工具了，来一趟的确不容易。我觉得自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飘游在半空中，上够不着天，下够不着地，心里有多大的委屉也只能忍着。过了好久好久，我记得大约是在快过春节的时候，妈妈才抽空匆匆忙忙地来看过我一次。

    在清河救济院里度过了难熬的冬天，迎来了春天。可清河的春天是什么样子，我看不见，因为我不能出外活动，只能坐在床上，通过窗口看着院子里的几棵树．由青变绿，最后又叶满枝头。整个春天以至夏天，除了吃饭睡觉，其余的时间我们都是无所事事地在床上坐着．或是躺着，我觉得很苦闷，很无聊。每当这时，我就常想起姥姥，心里自言自语：“姥姥呀，姥姥你现在在哪里!"有时禁不住泪流满面。我还常想起小时候姥姥的小竹车，还有姥姥家的那棵大核桃树，自己坐在树下的那些景象。我能生出一双翅膀，变成一只欢快的小鸟，自由自在地飞到田野里去，尽情地观赏一下外面的世界，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该是多么快乐啊!可是，我是一只被折断了翅膀的小鸟，是一只被禁锢的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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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从鬼门关爬了回来

    春去冬来，不知不觉又是一年。就在这年的冬天，我忽然大病了一场，全身的肌肉骨骼如刀割针刺一般疼痛，最后连坐也坐不起来了，院方赶紧送我去医院。但医院也没有检查出任何原因，只得给开点止疼安眠的药了事。从此我就卧床了，每天就靠吃镇痛和安眠药来维持。由于卧床，梳洗不方便，把我一头的黑发都给剃光了，下身整天垫着尿布．吃饭靠护理员一勺一勺地喂。我想我这病也许是脑瘫的连锁反应，也可能是到清河后情绪一直处于压抑状态，再加上没有户外活动，终年不见阳光所致。

    我的症状越来越厉害，到后来就把我移到重病房去了，妈妈闻讯赶来看我。妈妈看到我那副惨样，她一句话没说就哭了。恰恰也在那个冬天，爸爸得了脉管炎，从干校被送回家，而且症状很严重，有一条腿大腿以下都肿了，脚趾头变黑溃疡，据医生说弄不好还要截肢。妈妈正为此事忧心如焚，偏偏我又病重，真是祸不单行!妈妈对我的病也束手元策，只能恳求院方多加照顾。到了重病房后还真得到几位护理员阿姨的精心照料，例如，从社会路救济院一同转过来的江阿姨，以前她就对我很好，现在她对我更是格外上心，只要是她值班，她到我的床前来得格外勤，一会儿给我翻翻身，一会儿给我喂点水，还勤给我换换尿布，有时她还用热毛巾给我擦擦身子。另外，还有一位我称她为边姐的护理员，她原来是从育婴院出来的孤儿。还有一位马阿姨，她是在旧社会外国人办的仁慈堂里长大的，解放后转到救济院里做了护理员。也许是她们孤苦的身世养成了她们善良的品质，反正她们对我特别地好，特别有耐心。

  在重病房里躺了一个冬天，有一次院方都要报病危了，可是，大约是上帝怜悯我年龄太小，不肯收留我，我又一次从鬼门关爬了回来。原来，我们重病房里来了一位姓刘的医生，刘医生对每个病人都特别认真负责，她来后就给我调整了治疗方案及用药，并请来盲人按摩医生，每天为我做全身按摩。还别说，这一来还真见功效。当又一个春天到来的时候，我身上的症状竞奇迹般地消退了，后来我又能慢慢爬起来坐着了。可是，我却发现我的身体发生了变化，双下肢膝盖以下由于长期卧床已经萎缩，细得像两条干柴棒，两只脚也扭曲成马翻蹄状，而且两腿也伸不直了。我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呢?我感到很惶恐，心里惴惴不安，为自己变成这个样子感到自惭形秽；不过，我也暗自庆幸又能坐起来了，这就是我生命中的一大奇迹。人们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后福?后福在哪里?后福又是什么?


    身体复员后，离开了重病房，又回到了以前的普通病房。这次又和灵姐在同一个房间了，生活又恢复了老样子。远离亲人的日子的确也能锻炼人的生活能力。记得在姥姥身边时，连梳头洗脸喂饭这些日常事情都由姥姥一手包办了，可是在这个新环境里我明白要尽量地学会自理，尽可能地少去麻烦别人。例如刷牙洗脸这些事儿我都自己来做，不过得让小高帮我打来洗脸和刷牙水。那时刷牙都是用牙粉，我把牙粉倒进一个玻璃瓶子里，先用嘴叼着牙刷去蘸牙粉，再用尚有一点活动能力的左手夹住伸迸嘴里去。可我的手终归没有别人那么灵活自如，总是轻一下重一下，常常把牙龈捅破出血。洗脸时让别人把脸盆放在床前的小凳子上，自己用左手把毛巾蘸湿，自己擦几遍。虽然做起来很吃力，但我少麻烦了别人，心里还是挺坦然的。每天除去吃饭睡觉就是在床上坐着，我们就在这沉闷中消磨着时光。我已经十三岁了，如果身体不是这样的话，该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了，也进入了花一般的年岁，决不会无所事事地在床上消磨着生命。我真想有点什么事情做，那样日子就不会这么无聊，这么空虚。可是，我又能做什么呢?想到这里，眼前又一片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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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王阿姨的故事

    同室的病友中有一位患严重关节炎的王阿姨，二十八九岁年纪，胖胖的。她有一台矿石收音机。矿石收音机对于现在的青年人来说，肯定不知道是何物。它，近似一个四方的木盒子，里边装着线圈和矿石，外面还要配着一副耳机子。另外，还在屋外的树上绑上一根长竹竿，竿子尖上安上一个用铁丝自制的如蜘蛛网状的天线，再用一根铁丝和小木匣子连起来。打开开关，戴上耳机，才能听见声音，要想听到比较清晰的声音就得不停地调整木盒子里的线圈。就是这么一个在如今看起来简直如出土文物一般的东西，在当时足以令我羡慕死了。尤其是看到王阿姨戴着耳机那种怡然自得的神情时，别提多馋得慌了。记得小的时候，姥姥家有一台老式的电子管收音机，那里面唱京剧，说相声，讲评书，什么节目都有。姥姥让我听得最多的就是儿童节目“小喇叭"，每次“嗒嘀嗒，嗒嘀嗒"小喇叭一响，就开始讲动听的故事。于是我心里想，我要是也有这么一副耳机子该多么开心啊!有次实在忍不住了，我就问：“阿姨，里面是不是在唱歌?好听吗?"王阿姨笑笑答道：“当然好听呀!”有时王阿姨也会架着拐走到我的床前，把耳机戴在我的耳朵上说：“让你也过过瘾吧。"于是我听见耳机里一男一女字正腔圆地播讲着什么。王阿姨还在一旁问：“好听吗?"我说：“好听!”可是我不好意思总占着别人的东西，听了一会就赶紧还给阿姨。

    从那以后阿姨就经常把耳机子让给我听，除了新闻时事，音乐歌曲。最多的是样板戏，例如，《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等。我觉得那时的新闻太枯燥，男女播音员们总是用一种铿锵的声调在讲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而且总在强调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一个小孩子不懂这些事情，也不关心这些，所以很少听新闻。我喜欢听音乐、歌曲，最喜欢听的要数样板戏了，尤其是《红灯记》，我特别喜欢李铁梅的唱段，每次听铁梅唱都是全神贯注，好像生怕漏掉一个字，时常还跟着哼哼，那优美激越的唱腔使人特别提精神，觉得浑身都轻松舒畅了。总的说，阿姨的那台矿石收音机，填补了我生活中许多空白，使我感到乏味的生活有了一些色彩。除此以外，王阿姨还帮我们洗洗衣裳，洗头剪发，王阿姨是个口快心直、心地善良的人。

    忽然有一天，王阿姨收拾起自己所有的东西，然后郑重其事地将她那台矿石收音机放在我的眼前，很亲切地说：“把它送给你当个伴儿，也算留个纪念吧。"当时我一下子愣住了，很快我就明白了阿姨的意思，不由眼里就浸出了泪花，声音有些颤抖地说：“阿姨，你要走了吗?”阿姨点点头说：“是啊，我要结婚了，就要有自己的家了。"虽然王阿姨要结婚的消息早有耳闻，但事情来得突然，我还是感到很惊讶：“是吗?那以后我们就见不着您了。”王阿姨微微一笑：“瞧你说的，我又不是上天入地，怎么会见不着了呢?以后还会常来看你们的。”阿姨临走时还一一握握我们的手说：“姑娘们多保重吧!”我是很重感情的人，此时已是泪流满而。王阿姨婚后还特意给我们送来了喜糖，她的爱人是一位盲人，原来也是救济院的休养员，我们早就认识，姓许，平日里我们都叫他许叔叔。后来他学会了按摩技术，先在救济院里干了一阵临时工，后来分到海淀区一家福利企业做了专职按摩医生。

  其实王阿姨结婚多少也有点被迫无奈的成分。说起来王阿姨也是个很不幸的人，她在八岁时就得了严重的类风湿，因此也失去了上学读书的机会。十几岁时母亲撒手人寰。独身的父亲实在照顾不了她，就自费把她送进了救济总院。三个哥哥相继成人后，大哥去了外地工作．二哥不幸壮年夭折，三哥也成家立业自立了门户。到如今父亲年迈体衰，微薄的退休金实在难以维持他自己的生活和女儿日益见涨的住院费用，这使王阿姨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王阿姨想来想去，最好的出路就是嫁人，可是自己是如此一个身体状况，嫁人也只能降格以求，所以她就把红丝线抛给了许医生。许医生也是个苦命人，先天失明不说，还是孤儿，在孤儿院长大，从来没享受过亲情，如今已过了而立之年，依旧是孑然一身，当然也十分渴望有个家，所以欣然接住了王阿姨抛过来的红丝线。在王阿姨眼里，许医生虽然是个盲人，可他有正式工作，有固定收人，人也老实本分，是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王阿姨没有生育能力，婚后便从在外地工作的大哥家收养了一个正读中学的女儿给她过继。许医生四处奔走，到处求人，费尽了周折，才给养女报上了北京市户口，供她读到高中毕业。政府为了照顾他们这个特殊的家庭，把养女分配到邮局工作。可是这个养女并不买他们的账，还经常和他们反目。当初王阿姨和许医生只想到了美好的一面，没考虑到生活中的许多现实问题。尽管两个人始终是相亲相爱，可是一个生活只能半自理的残疾人和一个盲人面对着实实在在的日常家务时，才真正尝到了生存的艰辛。许医生一个盲人，又要工作又要料理家务，还要照顾妻子，其劳累辛苦可想而知了。再加上过继来的养女很少帮把手，还常和他怄气。艰难的日子维持了七八年，许医生终于趴下了。许医生在早年时就得过肺结核，被摘除了一叶肺，如今劳累再加气不顺，又患上了肺气肿，住院治疗时已病入膏肓。医生没能挽留住他的生命，在医院里便撒手西归了。

    许医生一走，王阿姨就陷入了无助的境地。其养女正准备结婚成家，声称无力照顾她，许医生单位只得又将王阿姨送回了救济院。其时，救济院已经一分为二，东院更名为社会福利院，西院为儿童福利院。王阿姨去了社福。我和灵姐曾多次去看望她。

    王阿姨对自己的这段婚姻表现出十分的懊悔，她说当初不该没考虑周全就走了这条路，结果是白白地害了老许，说着说着她就流下泪来。后来她又以过来人的口吻忠告我们：将来你们要是成家的话，可千万不能再找个残疾人了，两个残疾人在一起生活太难了。当时，我和灵姐虽然也都是二十多岁的年纪了，说心里话还没敢想过成家的事儿。王阿姨的忠告不由在我们心里激起了涟漪，残疾人的婚姻的确是个老大难的问题。

    王阿姨又在社福生活了几个年头，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就卧床不起。后来就在社福故去。


    当初，王阿姨结婚走了，给我留下了那台矿石收音机，我真是如获至宝。每天一睁开眼睛，头一件事就是戴上耳机，尽管那时的广播节日很单调，但是革命歌曲和样板戏也让我听得津津有味。它不仅成了我生活中的伴侣，后来还成了我的启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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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平淡无聊日子里的亮色-佟阿姨的到来

    王阿姨结婚走后不久，我们的病室又来了一位姓佟的休养员，三十多岁的年纪，人长得很漂亮，也很有气质。听说以前是部队的文工团员。当时我还挺奇怪，文工团员怎么变成残疾人了?后又听说她是骑自行车掉到冰河里摔的。原来，她嫁给了一个团长．于是她就做起了全职团长太太。连续有了五个子女之后，团长忽然说她移情别恋，于是开始和她吵闹，后来吵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只得分道扬镳离了婚。团长又娶了个年轻的新太太。她从此不但失去了全职太太的身份，还面临生计问题，第一位的就是得去工作，于是便在海淀一家商场找了一份临时二亡去做售货员。一次下晚班时骑自行车回家，站了整整一天的柜台已经是腰酸腿痛，又正逢寒冬腊月，冷风刺骨。在路上思前想后，自己已是多少年没受过这份辛苦了，想到此次婚变，不由得心生悲切，精神恍惚起来。路经紫竹院附近的白石桥时，明明前而是河，恍恍惚惚的她还以为是平坦的马路，居然径直骑了下去。幸亏正值隆冬，河面上结了厚厚的一层冰，当时她就摔晕死过去了，被人发现后，送到了医院。但一切都晚了，被诊断出摔断脊椎，造成了高位截瘫。无以为生的她，只得求助民政部门。于是民政部门把她送到了救济院。

    她的到来给我们这一向沉闷的病房里带来了一股春风，活泼开朗、能歌善舞的她，见多识广又有文化，在我们这群人当中，真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别看她如今也瘫痪在床，可一天到头嘴里总是哼着歌曲，时常给我们讲她在部队及文工团的经历。她说她小时候就爱唱歌跳舞，在学校里也是文艺积极分子。高中毕业那年，正是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解放军在她的家乡征兵，她怀着一腔激情报名参了军，被分配到了前线文工团，曾和著名演员田华是战友。话里话外，也总流露出一股曾是文工团台柱子演员的自豪感。当年就是因为主演歌剧《白毛女》中的喜儿，一次下部队慰问演出时被所在部队的团长相中了，于是就向她展开了爱情攻势，后来通过组织介绍，她终于成了团长夫人。有时她也谈及婚后生活，她说那是一段很惬意的日子，衣食元忧。不用出去工作，家里的保姆包揽了一切家务，她过的完全是一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可有时她也不免流露出一种惋惜的口吻：“话又说回来了，正是因为嫁了他，也毁了我自己，夭折了我的艺术生命。如果我不嫁他，一直在舞台上拼搏，也许会是一个很有造就的演员，也可能和田华一样成为表演艺术家。可惜!咳!”说到此，她总要长长地叹一口气，俊秀的脸上表情凝重了起来，表现出一种深深的悔意。偏偏后来又发生了感情信任危机，导致了婚变，以至造成了这样的下场。“命运着实捉弄了我一番，和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说到此她眼里就禁不住流下痛悔的泪水。我看得出，她外表上很快乐，内心深处却隐藏着巨大的痛苦和悔恨。其实在救济院生活的人，哪一个没一段痛苦的、不堪回首的经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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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学习写字

    时间一长，我们就和佟阿姨熟了起来。灵姐爱唱，佟阿姨就教她唱歌。每天清早，佟阿姨总要拉着一向爱睡懒觉的灵姐，俩人摇着手摇车去小清河边的树林子里练声。诸如《洪湖水》、《见到你们格外亲》和电影《红珊瑚》的插曲等，由于得到佟阿姨的真传，灵姐都唱得字正腔圆，声情并茂。有一天佟阿姨忽然来了兴致，说：“我教你们识字吧。"我们当然很高兴了。于是就按照佟阿姨的吩咐，我们俩托人到街上帮我们买了铅笔和写字本。佟阿姨在我们每个人的本子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大、小、天、人、日、月几个字，然后教给我们一个一个地念，一个一个地认，我俩就像小学生似地一遍遍地跟着读，等把这几个字熟记于心后，佟阿姨又让我们照着写。写字对灵姐来说算丕了什么,可对我来说就有点强人所难了。因为我的手不听使唤，根本就握不住笔，更别说写字了，面对着本子上的字，我真想写下来，可是双手不争气，怎么办呢?苦思冥想地憋了两天，我突发灵感，我手不行那就用嘴来试试!于是我用嘴咬起了笔，屏住了呼吸，运足了气力，试着在纸上写下了一个横道，我觉着用了很大的力气，写出的横却像水波纹，成了一道歪斜着的曲线。但我没有气馁，又在那曲线上加上了歪歪扭扭的一撇和一捺，终于搭出了一个扭曲着的“大”字。我让佟阿姨看，不料佟阿姨一看就皱起了眉头。她说：“这叫人写的字吗?太难看了。”我的脸马上就涨红了，一向自尊心很强的我，平日很听不得如此尖刻的话。可是这次呢，也许是年龄长了两岁，又成熟了一些，所以我克制住了，没有发作，只是用牙咬着嘴唇说：“是太难看了，这是我第一次写字嘛。"佟阿姨大概也觉得自己的话说重了，连忙改口说：“头一次，又是用嘴写的，不容易，不容易!”这以后佟阿姨又陆续教给了我们一些字。例如。东方红、共产党、工农兵、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等。我不光学认，仍然坚持用嘴写，这当中我真正品尝到了用嘴叼笔是何等地吃力。新削的整根铅笔叼在嘴里用不上劲，掌握不了笔画的方向；铅笔短了，跟纸的距离太近，就觉得眼前昏花一片。再加上写字时不能出气，写不了两个字就觉得头晕眼花。还有用笔的力度也掌握不好，劲重了，不是划破了纸，就是笔尖断了；劲轻了，笔只是在纸上划来划去，什么也写不上。可是这次我像着了魔似的，心里暗打主意，多难我也得坚持，我就不信征服不了一支小小的铅笔!没事我就趴在小床头柜上写呀写。可是，佟阿姨也是个没长性的人，干事情全凭自己一时的兴致和热情，热情劲一过兴致也就没了，把教我们认字的事儿抛到了脑后不再提了。尽管如此，我也感激她，她也算是我的启蒙老师。我却铁了心，你不教我就己学，灵姐对此倒是无所谓，也许她比我聪明，早就多认识了一些字。

    又得重新提起那个矿石收音机了。佟阿姨不教我们认字了，我和它打的交道又多了起来。那时耳机子里听到最多的就是样板戏。天天听，听得多了，许多唱段都耳熟能详，烂熟于心了。就是闭着眼睛也能倒背如流，后来，我发现这就是一个学认字的好机会。于是我就托人上街买来《红灯记》的剧本，我记得那时是三毛多钱一本，从此剧本就成了我的课本。只要广播里一唱《红灯记》我就翻开剧本，唱哪段我就跟着认哪段。人家有按图索骥之说，我这成了按腔索字，倒不失为一个很独特的创意。你别说，自从有了这种创意以后。我的热情还特别高，整天戴着耳机子又听又读，这样一来，心里觉得充实多了，不像以前吃了饭就坐在床上发呆，老是没着没落的，这下没有那种感觉了。我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把整出戏的唱段包括对白都给认了下来。以后又陆续托人买来了《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也都跟着认了下来。

    字能认了，我还要在写上下工夫，我要既能读又会写。认字的同时我也始终没有放下过嘴中的笔，一有空闲的时间我就叼着笔在纸上写呀写，那时我写得最多的就是我的名字张莉二字。从最基础的练起。一横一竖地反复写。一个本子用不了两天就划完了，于是我就逮着哪儿往哪儿写，连发给我们的手纸都被我用来写了字，那时的手纸就是裁成方块的糙马粪纸，不过它也有一个光面，可以用来写字。工夫不负苦心人，经过我这么苦练，那支笔在我嘴里自如多了，也不觉得头晕眼花了，写出的字也像点样了。一次我母亲来看我，发现我在自学识字，还特地给我送来一本老《新华字典》。那本字典还是一九五八年我二姨单位奖给她的奖品。以前我哥哥弟弟上学都用过它，封面已经破损，用白纸裱糊过，内页也已发黄，它像接力棒如今又传到了我的手上。那时除了照着剧本听样板戏外就是翻那本老字典，它全部都是繁体字，连拼音都是过去的老字母。尽管如此，我从中也学到了不少字。不过，写字时没有人教给我笔顺，笔画怎么起笔怎么止笔我都不知道。比如，这横应该是从左到右，可是我却偏偏是从右向左一划。汉字讲究横平竖直，我很难达到这个要求，反正我写字是不讲章法，自成一体，可想而知，我笔下出来的字是一个什么模样!到后来发现了这个毛病，已是积习难改了。可我内心也经常给自己找台阶：自己终归没有受过一点正规训练，完全是凭着一股韧劲在自钻自学啊。

    认了一些字之后。我就有了阅读的欲望。不过那时可供阅读的儿童读物，除了那几本样板戏的连环画外，几乎就再没有什么了。我从别的病友那儿借来了这几本连环画，逐本逐句地开始了阅读。连环画读完了，没的可读就读报纸。于是就让同室的弱智女病友，去办公室借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不过那时的报纸连篇累牍的都是理论和大批判文章，枯燥而乏味，许多人都没有阅读的兴趣。只有我是为了认字，为了提高自己的认读能力，才耐着性子逐句逐行地把它读下去。遇到了不认识的字。逢人就问，然后就反复地默读，熟记于心。也许是一股强烈的求知欲在驱使着我，我竟很有了一股“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精神。不过，有时也常碰钉子，遇到人家高兴的时候，就会很痛快地告诉你；要是赶上人家正烦着呢或是不高兴，不但不会告诉你，还会数落你两句，让你讨个老大没趣。说来也怪，经历得多了，也就不觉得太难堪了。要是搁在以前我也许早就哭鼻子不吃饭了，在这个环境里我竟然也学会了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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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灵姐学会了画画

    灵姐对认字失去了热情，忽然又对画画儿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她又操起了画笔，逮到什么画什么，屋里的东西都成了她的练笔对象，不过总是照着葫芦画瓢，画走了样。最多的时候是以我做她的模特，尤其是在我叼笔写字的时候；不过就是功夫不到家，笔下画出的我不仪面目狰狞，而且好像嘴里叼着一支烟在抽，那模样十分滑稽。她先被自己的杰作逗得哈哈大笑，还故意气人似地让人拿到我的面前问我像不像·每次都会把我的鼻子气歪了，嘴里还总要骂一句：“你真讨厌!你这不是拿我糟蹋着玩吗?”灵姐倒也不恼，只是“咯咯”地乐着说：“别生气嘛，这次没画好，下次一定好好画。”可是下次再画时也没见什么长进，常常她自己也很气馁。灵姐爱好画画儿，但也苦于得不到人指点，所以整天就是在纸上信手涂鸦。还有一个难题就是画纸的来源。那时院方每个月只发给我们五毛钱，也仅够买一支牙膏或是一块香皂的，哪里还有多余的钱去买纸呢?所以她是每张纸片也不放过，包括发给的手纸。

    后来灵姐也和我一样，从当时流行的样板戏的剧照中找到了灵感。她就照着剧照中的人物学画，画得最多的就是李铁梅，各种造型的都有。其次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也是她笔下最钟情的人物。此外，她还画解放军战士，戴红袖标的红卫兵和红小兵。她就这么画下去，后来竟也画得有了点模样。像我和灵姐都是命中注定失去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可是青春的萌动，也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只好靠自己找点事情做来排遣心中的苦闷和彷徨，填补生命的空白。

  后来，灵姐遇到了一次很好的机会。中央美术学院为执行当时的开门办学路线，有一个班的一年级学生到救济院执行实地教学任务，并且吃住都在救济院里，他们除了深入到各病房画人物写生，就是配合院里的大批判画宣传漫画，我和灵姐都曾经做过他们的模特。灵姐机会难得，她又是一个不怯阵敢出头的人，于是，她便拿着她画的那些样板戏人物，主动登门去求教。有几个学生还很热心，认真地教给她画人物画的要领，并教给她怎么画人物素描，还送给她一些有关画人物写生、素描的书、纸及碳素画笔。在画人这方面，由于经常能得到大学生的指点，灵姐有了不少的长进，最起码画谁能达到六七分相似。不过她也是个缺乏意志和坚持力的人，稍有长进就又懈怠了，如果她从那时坚持不懈地一直努力下去，也许现在早成了一个很有造诣的画家了。

    我和灵姐不一样，认准了一条道就要一门心思地走到底。人都说我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主，这话可一点也不假，我就有这么股子执着劲。我不会像灵姐那样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我每天仍然是埋头听广播，读报。写字。那时兴学毛主席语录，背诵老三篇，各种版本的红宝书随处可见，我手头就有别人送给的不同版本的好几种，这都成了我的课本。许多段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我都能倒背如流，学认字倒是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只可惜没人评我为学毛著积极分子。还是老规矩，除了认就是写。这期间被我写秃和咬劈了的铅笔头。已经无数了。我有一些长进，可以在纸片上写出几句顺口溜了，比如：拿起笔做刀枪，身虽残意志坚，红心向党永不变……现在回首一想，觉得挺可笑，当时那么幼稚的思想，也带着浓厚的时代政治色彩。

我也说一句